进入专题： 五四宪法 八二宪法 宪法精神 宪法实施 。

党的十九大提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并做出部署。在个人与国家关系方面，八二宪法充分吸收了五四宪法保障公民权利、尊重人的尊严的价值理念，努力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宪法是立国之基，必须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激发社会活力，保障个体权益。这是一部民主宪法，是人民立宪的代表之作。还有的认为，1954年的宪法文本存在一些缺陷。从宪法文本来看，普遍的观点认为，五四宪法缺乏保障和监督宪法实施的具体规定与制度安排。功利主义强调实用价值，这是需要正视的，不能把功利庸俗化。

在您看来，八二宪法在哪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五四宪法？ 韩大元：八二宪法是全社会呼吁人性的一种制度性的回应与价值的诉求。它被公认为是一部制定良好的宪法，其民主的制定过程决定了内容上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在人大系统外，党委、政府、军队也参与了备案审查工作。

即使执法依据没有明确表达立法意图，行政机关也可以依据《宪法》第5条创设的合理推定作出判断。例如，全国人大赋予国务院部分立法职能，但全国人大可以通过重新立法或直接废除等监督方式，使得行政法规归于无效。既然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目前更偏重于政治功能的发挥，制度设计上也应主要依托于民主政治。在很多立法系统中都是由党派控制的政府提出法律议案，然后交由代议机关同意。

1982年修改宪法时，彭真等人就有预见：中国即使发生了违宪问题，也不是靠一个专门机构就能解决的。因此，即使党享有概括的合宪性审查权，关于合宪性争议的最终决定权仍归属于全国人大。

在人大系统内，除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层面，还要持续推动地方人大常委会健全备案审查制度。的确，上述观点充分考虑了构建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的政治条件。起草机关本身对法律议案还负有合宪性审查义务。在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中，各级党委、同级人大常委会、政府是构成该机制的三个特定主体机构。

但即使在早期的权力分立模式中，行政机关的宪法角色也远不止机械运用规则。在党的领导下，行政机关保障宪法实施的执行力从政治上更为坚定并更具有持续性。在法律层面，合宪性审查主要涉及法院在审理个案遇到合宪性疑问时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既然国务院在提请审查之前已经作出合宪性审查的初步判断，从提升工作效率的角度考虑，国务院在提出合宪性申请时就可以附带递交相关部委对合宪性争议作出的前期调研和论证报告。

根据学理解释，中国共产党也有合宪性审查的权力。林来梵教授也曾指出，将违宪问题分类处理，由合法性审查程序处理部分合宪性审查问题，以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堪重负。

由于相关部委回应的都是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出的具体质疑，这就可能比原来的合宪性声明更加详细、更加有针对性。早已有学者从全国人大的视角提出了立法嵌入理论，即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将其自身嵌入到执政党的组织之中以及与强大的行政系统开展合作并寻求其支持，从而实现权力的成长和拓展。

而另一些情况下就可能以非正式规则代替正式规则，甚至还对正式规则予以非正式运作。其二，由国务院对行政法规产生的合宪性争议提出解决方案与我国的政治文化也兼容。这更是突出了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以合乎宪法的方式解释执法依据的必要。即使在司法审查的国家，这些行政机构作出的宪法解释可能比法院作出的宪法解释产生更大的现实意义。第二，将行政裁量作为依宪行政的切入口无需对相关法律规范进行修改。天价信息处理费便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

国务院的机构能力也足以胜任针对合宪性争议出具部门方案的工作。行政复议机关经认真审查后，若同意当事人的异议就应当通过上级行政机关层层上报，最终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合宪性审查。

本案的第一项行政裁量权：是否将土地征收、房屋征收方面的政府信息解释为涵盖全体村民拆迁补偿协议，进而向李某公开相关信息？其次，《条例》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这为行政机关理解执法依据创设了一个合理推定：立法者的本意是制定符合宪法的法律法规。

即便如此，合宪性声明也能使提案人在形式上遵守这一程序性要求。也即行政机关审查的内容包括：（1）草案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

实务中大量的法律议案是由国务院提出的，协助起草的部委机关客观上比较熟悉有争议的法律条款。李某所在街道办事处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7条以及《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第5条，通知李某须缴纳154700元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得其申请公开的材料。同理，行政复议和信访也为国务院筛选真正的合宪性争议提供了实践条件，并对最高法院发挥过滤合宪性审查案件的功能形成补充。行政机关只能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合宪性问题，以辅助的形式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

备案审查目前作为我国合宪性审查的主要方式（甚至是唯一方式）的事实，也验证了这一论断。（2）是否遵循《立法法》确定的立法原则。

诚然，相关部委的报告可能仅止步于论证为什么有争议的法律规范存在违宪风险，无需进一步提出如何回应争议或解决争议的方案。尽管如此，若通过行政机关内部的程序性要求明确行政机关的合宪性审查职能，迫于内部晋升、考核等压力，科层制趋利避害的特征又会引导行政机关履行公职时至少满足形式要件，然后逐步落实依宪行政的实质要求。

但考虑到我国合宪性审查目前的主要功能以及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本文试图在行的层面探究：将合宪性审查职能赋予哪个国家机关更适合发展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政治功能？合宪性审查的政治功能主要从党政关系、权力结构和民主运行的角度进行，所以行使合宪性审查职能的主体必须在组织关系和机构能力等方面都与之契合。全国人大对合宪性审查享有终极的、完整的权力。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关中，中国共产党普遍设有党的基层组织，并广泛设置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党组。首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执法依据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合宪与否的判断是一个明确的结论，依据宪法只有全国人大才有权作出，其他国家机关则无权作出。由于本文讨论的合宪性审查辅助职能是单纯的义务性规定，主要依赖民主政治促使行政机关履行辅助的义务，所以采用职能代替职权。

民主集中制的要求之一是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即集中不同国家机构的能力优势形成提升制度的实际效能。民主是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正当性基础，由此决定了我国正在建构一个由代议机关主导的合宪性审查体制。

《立法法》第15条规定，提案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据此，行政机关理解执法依据时首先要遵循传统的解释规则，寻找明确表达的或隐含于文本中的立法意图。

于是他们创设了一套全新的机制，即法院有权解释和适用宪法，但立法者对合宪性争议有最终决定权。这种较为专业的合宪性论证正好填补了全国人大代表审议法案时所欠缺的法学专业知识，使得人大代表能够在较短的会期中有的放矢地询问提案人